Monday, October 30, 2006
百家争鸣与社团活动
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名家等等各个流派,每一家都有自己成套的哲学体系,一直对后事乃至今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再也不曾出现过这样对整个世界思想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即使魏晋出现过玄学,宋明出现过理学,也不曾有这样一种思想空前繁荣的景象。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国人的思想一直成为中国政治中一直关注的东西,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联姻可以从秦穆公时商鞅变法开始,从此以后便开创了以理论治国的先例,这应该算是一大进步,但是政治总是和某些人某些阶级的利益有关,而哲学探索的是宇宙、人生,哲学只和人类这个总体的利益有关,当政治把哲学拿来作为指导的时候,往往哲学就下降成为了政治的一种工具。而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以及西方中世纪教会对自然科学的学者的封杀。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封建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倡导民主自由的制度来说(更不用说奴隶的制度),他的统治是希望在统治下的臣民能够很顺服的接受统治,他强调整体,因为整体的利益就是统治者或者这一群体的头的利益,我们这里讨论的封建或者民主自由并不是指一种政治的体制,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人的思维。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就会出现清的文字狱,以及现代的文化大革命。群体的带头者来说,他不希望出现于现有群体的思维不同的东西,因为他害怕新的东西,所以他怕丧失即得的利益,因为他以群体的头自居,而不是群体中的一员,这也就是“官本位”的心理。所以他会封杀一切的新事物,当然这是在他拥有足够权力的时候,当在混乱的年代,比如春秋和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也是没有精力与实力去封杀哪个思想的。
在这样一种封建思维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一种猴子割尾巴的现象:
把一个猴子用铡刀把它尾巴给割了,之后放到一个地方去,这个猴子因为受过了这一次痛苦后,一个人躲到角落舔舐着自己的伤口,等他的伤好了之后,这猴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活蹦乱跳了。等过了一个月我们再把一个猴子割了尾巴后放到那里,这个新割的也像一个月前的那个猴子一样痛苦,也变得很沉默,而一个月前的猴子明显心情好多了,有时会欺负这个新来的猴子,之后我们每个月向这里都放一个把尾巴给扎了的猴子,随着猴子的增加每个在这里的猴子都盼望每个月这个时候的到来,每个新来的猴子都要被欺负一番,一前来的猴子把这个当作一件乐事,那个最先来的猴子自然而然也因为最有资历成为了他们的头,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不再把扎过尾巴的猴子放进去,而是直接放一个完整的猴子,但是却把铡刀放到了那里,之后每个月这些猴子最高兴的时候莫过于来信猴子的时候,他们会一拥而上吧那个猴子扑到在地,之后由两个猴子摁着他们自己把那个新来的猴子的尾巴给扎了……
其实这个现象在中国几乎所有具有管理的地方都能看到(国企,事业单位,学校,机关……),这好像一个怪圈,当一个人刚进去时骂着领导怎么怎么,等他混够年头了,上边人退休了,下边又有人来了,自己做了领导,作风有是跟以前的领导没啥两样;当一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和他周围的人很不一样时,他又坚持己见,不肯屈从,就会被打成异类(或者右派等),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或者交往,也不是说不敢,而是下意识的不愿和他交往,它往往就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好比猴子间的戏弄),或者称为牺牲品。这样一种被病态的思维左右着社会中的大多数的人,当自己受到了同化的痛苦,没有察觉,反而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身上,没有考虑到制度或者思维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是要把所有人的遭遇和思想都弄得和自己一样才罢休,所以有新思想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是很难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目光就足以杀人。所以鲁迅就用“吃人”两个字来形容这种社会。
所以,是否能够出现百家争鸣这样一种思维自由和繁荣的景象是和政治的不干预,制度的开放,意识形态的自由分不开的。经营社团也一样,一个学校如果希望能够让社团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学生能够自由发展,也需要不要把社团和团委结合的那么紧,相信学生,社团是自由的不一定非得要挂靠单位;简化审批手续,不要层层来为难学生;不要同化学生的思想认为只有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允许其他的东西存在,也不必非得分个主次。
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纵横家、名家等等各个流派,每一家都有自己成套的哲学体系,一直对后事乃至今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就再也不曾出现过这样对整个世界思想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即使魏晋出现过玄学,宋明出现过理学,也不曾有这样一种思想空前繁荣的景象。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国人的思想一直成为中国政治中一直关注的东西,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联姻可以从秦穆公时商鞅变法开始,从此以后便开创了以理论治国的先例,这应该算是一大进步,但是政治总是和某些人某些阶级的利益有关,而哲学探索的是宇宙、人生,哲学只和人类这个总体的利益有关,当政治把哲学拿来作为指导的时候,往往哲学就下降成为了政治的一种工具。而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以及西方中世纪教会对自然科学的学者的封杀。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封建的制度而不是一个倡导民主自由的制度来说(更不用说奴隶的制度),他的统治是希望在统治下的臣民能够很顺服的接受统治,他强调整体,因为整体的利益就是统治者或者这一群体的头的利益,我们这里讨论的封建或者民主自由并不是指一种政治的体制,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人的思维。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就会出现清的文字狱,以及现代的文化大革命。群体的带头者来说,他不希望出现于现有群体的思维不同的东西,因为他害怕新的东西,所以他怕丧失即得的利益,因为他以群体的头自居,而不是群体中的一员,这也就是“官本位”的心理。所以他会封杀一切的新事物,当然这是在他拥有足够权力的时候,当在混乱的年代,比如春秋和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也是没有精力与实力去封杀哪个思想的。
在这样一种封建思维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一种猴子割尾巴的现象:
把一个猴子用铡刀把它尾巴给割了,之后放到一个地方去,这个猴子因为受过了这一次痛苦后,一个人躲到角落舔舐着自己的伤口,等他的伤好了之后,这猴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活蹦乱跳了。等过了一个月我们再把一个猴子割了尾巴后放到那里,这个新割的也像一个月前的那个猴子一样痛苦,也变得很沉默,而一个月前的猴子明显心情好多了,有时会欺负这个新来的猴子,之后我们每个月向这里都放一个把尾巴给扎了的猴子,随着猴子的增加每个在这里的猴子都盼望每个月这个时候的到来,每个新来的猴子都要被欺负一番,一前来的猴子把这个当作一件乐事,那个最先来的猴子自然而然也因为最有资历成为了他们的头,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不再把扎过尾巴的猴子放进去,而是直接放一个完整的猴子,但是却把铡刀放到了那里,之后每个月这些猴子最高兴的时候莫过于来信猴子的时候,他们会一拥而上吧那个猴子扑到在地,之后由两个猴子摁着他们自己把那个新来的猴子的尾巴给扎了……
其实这个现象在中国几乎所有具有管理的地方都能看到(国企,事业单位,学校,机关……),这好像一个怪圈,当一个人刚进去时骂着领导怎么怎么,等他混够年头了,上边人退休了,下边又有人来了,自己做了领导,作风有是跟以前的领导没啥两样;当一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和他周围的人很不一样时,他又坚持己见,不肯屈从,就会被打成异类(或者右派等),没有人敢和他说话或者交往,也不是说不敢,而是下意识的不愿和他交往,它往往就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好比猴子间的戏弄),或者称为牺牲品。这样一种被病态的思维左右着社会中的大多数的人,当自己受到了同化的痛苦,没有察觉,反而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身上,没有考虑到制度或者思维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是要把所有人的遭遇和思想都弄得和自己一样才罢休,所以有新思想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是很难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目光就足以杀人。所以鲁迅就用“吃人”两个字来形容这种社会。
所以,是否能够出现百家争鸣这样一种思维自由和繁荣的景象是和政治的不干预,制度的开放,意识形态的自由分不开的。经营社团也一样,一个学校如果希望能够让社团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学生能够自由发展,也需要不要把社团和团委结合的那么紧,相信学生,社团是自由的不一定非得要挂靠单位;简化审批手续,不要层层来为难学生;不要同化学生的思想认为只有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允许其他的东西存在,也不必非得分个主次。
